钩沉 | 传教士柏格理创办的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的历史作用

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来到贵州威宁石门坎，在中国信徒及苗族、彝族各阶层的有力支持下，创建教堂，开办光华小学，逐步建立起以石门坎学校为中心的光华教育体系，该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

一、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的创建和发展

1、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创建

石门坎光华小学由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创建。

柏格理是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1]派遣的第二批来华传教士。第一批是万斯通和索里仁，1885年到云南，为最早在昭通宣道的传教士。第二批是柏格理和邰慕廉，1887年3月抵达上海，1888年初来到昭通传教。

最初，传教士们以城市为中心，由于城市的汉族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因此遭到强烈抵制，以至于经过了20年的不懈努力，信教者仍寥寥无几。但是他们开办的学校却很成功，据柏格理在日记中的记载：1898年年初，传教士在昭通创办了新式教育学校，开始招收男女学生，当地居民反应强烈，纷纷送子女入学。刚开学时，男校学生9名，女校学生12名，短短十几天过后，学生人数就超过了100名。

汉族城镇传教策略的失败使柏格理开始把目标转向农村和滇黔川边的少数民族地区。1904年7月12日，四位苗族人带着贵州安顺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的推荐信，来到昭通寻访柏格理，受到热情接待，之后苗族求道者如潮水般涌来，此即“龙年得道”之说。

为了让山里苗族人避免长途跋涉而继续保持宗教热情，同时也免除传教团自身由于人满为患而招致火灾、疾病的威胁，柏格理决定离开城市，到乡村少数民族中去开辟传教点。由此，引出了石门坎宗教与教育中心的创建。

1904年9月，柏格理前往贵州威宁进行考察，其间拜访了大官寨土目安荣之，并和他建立初步的友谊，为获得石门坎的土地奠定了基础。1905年春，柏格理为山里苗族人寻找建立教堂的地基。几经周折，柏格理从安荣之处得到了一个叫做石门坎的10英亩土地。

得到土地以后，柏格理和苗族信徒们准备立刻修建教堂。然而，柏格理所在的传教团根本就没有苗族工作经费，于是，苗族群众自发捐助100万文钱，并承担了修建教堂的绝大部分劳役，“到1905年11月，第一批建筑物落成，因此在他们的历史上苗族人首次拥有了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2]”经过反复考虑，柏格理决定在刚建成的石门坎教堂举行第1次洗礼，“11月5日。今天，对许多人来说是个辉煌的日子。天开始降雪和落雨。道路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又滑又脏，异常难行。群众昨天就来了……尽管下着雨和雪，今天，这里还是有二千个苗族人。如果天气晴朗，恐怕会有四千之众。[3]”

1905年11月5日，是苗族教育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石门坎小教堂同时还是一所学校。“首先它是一所走读学校，很快又变成了寄读学校，所有学生都由自己负担伙食。为了办学校的目的，教堂的长板凳制成两种规格。较高和较宽的长板凳作为白天的课桌，较矮和较窄的供学校儿童上课时坐。窗户乃昭通传教团驻地遗弃已久的旧窗户，经修补后安上。上面总共镶有四块玻璃，记不清还贴有多少小格的窗户纸。[4]”

滇黔川边第一所少数民族学校从此诞生，这所学校被命名为“光华小学”，再连上校址的地名，全称是“石门坎光华小学”。

2、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的发展

石门坎光华小学创建后，随着教会向四方的迅速扩展，学校数量也不断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0年，循道公会在黔西北、滇东北拥有教会小学34所，这些学校均隶属于石门坎光华小学，并命名为“光华小学某分校”。各分学校的教科书购置、课程安排、毕业生统考等，都由石门坎光华小学统一办理。光华教育体系渐渐形成，石门坎成为这个体系的中心。

（1）光华教育体系在贵州威宁的学校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贵州威宁石门坎联区学校9所：石门坎光华小学（完小）、天生桥小学、陆家营小学、罗布甲小学、爱华山小学、木槽小学、简角寨小学、大寨小学、马街小学。

贵州威宁长海子联区学校6所：长海子小学、纶子河小学、切冲小学、上海枯小学、牛街子小学、龙井小学。

贵州威宁井宁教区彝族教会开办学校23所：四方井小学（崇德小学）、海戛小学、狗街小学（真光小学）、烁乐多小学（明德小学）、锅底岩小学、威宁崇实小学、威宁崇实中学、三道河小学、色木戛小学、朱戛小学、卯大路小学、大街小学（翠英小学）、沙厂小学、脚落块小学、白岩脚小学、哲觉小学、四十五户小学、哈拉河小学、揪摸戛小学、果河凹小学、大桥小学、得姑鲁小学、色居乐小学、坝口小学。

（2）光华教育体系在云南昭通的学校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云南彝良县学校11所：咪咡沟完全小学、拖姑梅小学、大苗寨小学、核桃湾小学、铜厂沟小学、大火地小学、青树林小学、么店子小学、芦茅寨小学、落尾坝小学、三家寨小学。

云南永善县学校5所：大坪子小学、老鹰岩小学、杉木林（马楠）小学、小堡子小学、狗脚湾小学。

云南昭通县学校1所：麻窝凼（放马坝）小学。

云南鲁旬县学校1所：龙树小学。

云南盐津县学校1所：神佛山（生基坪）小学。[5]

（3）在云南寻甸县，据主持彝族葛泼分支教会工作的张道惠牧师之子的回忆，在苗族布道员的帮助下，这一区域共创办了30多所学校。

（4）光华教育体系还向四川南部扩展。

王建明《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一文中，提到四川境内共有15所分校。在珙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英国基督教在贵州威宁石门坎苗区办光华小学，成立中华基督教西南教区循道公会，教会学校由此向川、滇推进。民国16年始在珙县的平天水（今罗渡乡曹门村）、油榨坪（今洛表乡金光村）、麻元（今王家乡麻元村）、五同岩（今玉和乡五同村）、大岩口（今陈胜乡建设村）先后办有五所光华学校，以‘教校合一’的方式在珙县苗族地区办学历经20余年，培养苗族小学生500余人。[6]”

1943年秋，在光华小学早期毕业生朱焕章的努力下，“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开始招生。

根据“1950年调查，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系统。其中有中学5所，小学96所（由教区教育委办会节制）；中级卫校一所（由教区医药委办节制）；神学校1所（由教区神学委办节制）。除天南中学、恩光中学在昆明外，其余学校均分布在苗彝民族聚居地区。[7]”

二、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的历史作用

光华教育体系的迅速发展，使位于云南、贵州两省交界处贫穷落后的苗族山村，成为了当时的“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8]；英国教会报纸上常称之为“海外天国”，“显然是一个最勘注目的所在”[9]；以石门坎学校为中心的光华教育体系，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苗族的发展，乃至于为贵州各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今仍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评价。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的历史作用概括如下：

1、培养学生及群众的国家意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柏格理等早期来华传教士，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中国，关心贫苦的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群众。柏格理在来华初期就倡导传教士应该和社会底层打成一片，去体验苦力和佣人的生活。他痛恨鸦片，反对妇女裹脚，并由衷地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出现的新变化而欢呼雀跃。

20世纪初聚居在石门坎及周边的苗族，出于历史原因，整体沦为社会最底层，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目标都仅限于生存，为了吃饭穿衣而终日劳作不息，长期受到土目和地主的盘剥，生活极度贫困，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不识数不认字，不懂得政治军事，也没有国家的概念。常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何哉?”

于是，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建立后，尚且处在蒙昧状态下的苗族同胞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仅从学校名称“光华”便可反映出来。其校歌唱道：“好男儿当自强，天下一家共乐一堂。学有绩，寻光明，要日就月将，要学那昔大禹寸晷勿荒。要如何名副其实，为中华之光。”

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者朱焕章校长编写的《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中有《爱国歌》：“我爱我中华，立国亚细亚，人民四万万，亲爱如一家。物产丰富山河美，五千年前早开化，如今共和作新民，努力治国平天下”。《滇黔苗民夜读课本》中有《平民歌》：“平民，平民，民国的主人。主人不努力，国家不太平。我四万万同胞，职业虽不同，人格皆平等。国家兴亡，大家有责任”。

在光华教育体系的影响下，苗族人读书认字，知道了中国，并且意识到中国就是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懂得了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了不起的成果。他们把自己对祖国的依恋刻在石门坎的苗文《溯源碑》里：“我们苗族实实际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国地方。祖先们有歌唱到：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变成了荒野的人，住在高山森林中，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一个管理。”

2、柏格理创制苗文，石门坎光华小学成为清朝末年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先驱。

汉语，很多传教士称之为太阳底下最难的语言。汉语的发音和文字，对与世隔绝的苗族而言，则更是难于登天。苗族人最初找到柏格理的时候，语言是他们沟通上的最大障碍。为了传教，柏格理立即开始学习苗语。

“对于花苗来说，无论是谁，想短期内学会阅读和书写汉语的希望都非常渺茫，因此，柏格理从语音学角度出发，创制了一套苗文。……学生们在学会用苗文读书写字之后，又开始学习汉语，接受初等教育，进入昭通或者其他地方用汉语教学的高中，最终，有些学生甚至还在成都的华西大学取得学位。[10]”

柏格理苗文简单易学，据已故的前光华小学毕业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德光先生讲，会说苗话的人，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学会石门坎苗文。苗文的创制，为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开展双语教育奠定了基础，用这套文字进行教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光华教育体系的双语教育不仅限于苗语，在会泽彝族支系葛泼人中任教20多年的苗族人杨芝，熟练地掌握了彝语，可以流畅地运用彝语施教。

3、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在西南民族地区开创了近现代新式学校教育之先河。

据记载，我国男女合校是1912年蔡元培当教育部长时才开始实行的，而石门坎的光华小学自建校起就男女兼收，同校授课，因此，石门坎光华小学应该是我国最早实现男女合校的学校。

石门坎学校在建校之初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完全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威宁与角奎的官员的看法也都如此，他们向地方绅士提出，这所学校应是被效仿学习的样板。学校建筑地理位置好、透光、通风，加之诸如课桌、图表、教学仪器等设备，都是表明传教士优秀工作的一种实在证据。一位非常富裕的土目已经把他的儿子送到这里，并愿意为他的特权而付出高额学费。于是就发生了一位年轻土目与一个苗族孩子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事。在几年之前，此类事情是不敢想象的。[11]”

石门坎学校的新式体育运动非常出色，比如足球、篮球、排球、体操、游泳、田径等等。1918年石门坎灾荒，张道惠牧师以工代赈，建成两个高质量的室内游泳池，从此学校的男女学生均开设了游泳课，这应该是西南乡村学校中最早的人工游泳池。1932年光华小学的第21届端午运动会，特报威宁县政府，县长雷新民莅临指导并感叹到：威宁县城还从来没有举办过这样的运动会，想不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竟能够做得这样好！1936年贵州省主席杨森来到石门坎，他的足球队败给了光华小学的足球队，事后杨森带走了光华小学足球队的杨性成和朱文光。

1943年，石门坎初级中学成立，所设置的课程有：公民、国文、数学（算术、代数、几何）、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动物、植物）、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劳作、图画、音乐和体育，这些都是现代正规学校教育所开设的课程。

综上可见，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有力地带动了周边新式教育的发展。

4、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高级人才。

光华教育体系主要在苗族和彝族地区开展工作，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高级人才。

就苗族而言，“石门坎小学和中学是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族学校教育的中心，几十年来培养了不少苗族知识分子，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止，由光华小学毕业的学生有数千之众。到石门坎中学和其他中学有数百人，由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升入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南京金陵神学院、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的学生约30多人。每万苗族人口平均有5名大学生。吴性纯、张超伦还得了华西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中专生百余人。[12]”

很多从石门坎走出来的苗族学生，在1949年之后，成为政府部门、学校、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例如：朱焕章在贵州省教育厅民族教育科任副科长；李学高是高级畜牧师、全国人大代表；张超伦任贵州省第一任卫生厅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杨汉先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兼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张斐然曾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等。

就彝族而言，在光华教育体系的影响下，如威宁县：“据了解，1949年底前，全县彝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20余人，聂光廷、陆堂恩获华西大学和美国纽约州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王正文赴日留学，系威宁彝族第一个留学生。受过中等教育的200余人，其中，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或肄业的50多人。受过小学教育的数千人。[13]”

5、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开启了苗族人求知的大门，大众教育非常成功并影响深远。

苗族人寻访柏格理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读书，因为他们不认识字，也不会数数，经常被骗被欺负。柏格理尽己所能地帮助苗族人读书学习，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全民性的学习。

这一全民教育体系，由正规学校、主日学校和教会学习活动组成。条件好的家庭送孩子进全日制的正规学校读书。承担不起学费和住校生活费用或者是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可以让孩子在附近教堂的主日学校学习，只在礼拜日上课，以达到扫盲的目的。

教会中全民性的学习，始自1904年苗族探寻者访问昭通传教团。据威宁哲觉镇朱有文先生生前回忆，他父亲当初去昭通学习读书时，学读“太初有道”，回到家时把“道”字忘记了，只好又准备干粮，走了300多里地返回昭通去学习一个“道”字。苗族人求知的艰辛和决心由此可见一斑。从柏格理等传教士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来访者到达昭通后，所做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买1本汉文本的基督教入门读物，学认字读书。石门坎小学建成之后，更是极大地激发了苗族群众的学习热情。很多村寨甚至都等不及学校落成完工，就由每户村民摊钱，请一个粗通文字的人来当他们的老师。后来，教堂建立到各村寨里，礼拜式结束后的活动中，读书活动被年复一年地长期坚持了下来。

大众教育的教材，最初有柏格理和苗族教师编写的《苗族原始读本》；后来有朱焕章编写的《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和《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其中后者的作用和影响极大。

朱焕章编写这套教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连上小学的机会都没有的同胞能够有一个小小的机会来识字，以减轻他们作为文盲的痛苦。这套教材印成后免费送到各村寨，苗族群众自觉组织起来，用松柴照明，开展夜校读书活动。其结果是“此外苗民一万六千中，三分之二均能草读千字课本四册[14]”。可见这套简易扫盲教材，无论对教徒或非教徒，都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光华教育体系的影响深远，1949年之后，这一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威宁、昭通的发展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些毕业生来到贵阳、昆明、北京等地工作；19世纪50年代，云南省仅有的两所重点民族小学，均是之前的光华分校，一所在永善，一所位于彝良拖姑梅；又如彝良县龙街乡卓基苗族村的小寨，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就曾出过9个大学毕业生，全寨基本没有文盲；时至今日，从这一地区走出来的苗族学子中，最优秀的也往往都和这一教育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杨雅各和朱焕章的后代都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现如今，在回顾光辉历史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发展，怎样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帮助石门坎及周边的苗族和各民族同胞，使他们摆脱教育和经济上的落后和贫困，需要很多人和几代人付出努力。

[1]圣经基督教教会于1815年在英国康沃尔郡成立，1907年加入循道公会联合会。

[2]甘铎理.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见：柏格理等著.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549.

[3]甘铎理编辑.柏格理日记.见：柏格理等著.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713～714.

[4]柏格理、邰慕廉.苗族纪实.见：柏格理等著.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120.

[5]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8.

[6]珙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珙县志·苗族篇.1994年送审稿.16.

[7]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184.

[8]王建明.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249.

[9]陈国钧.石门坎的苗民教育. 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251.

[10]张绍乔、张继乔.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1904-1926）.见：柏格理等著.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797～798.

[11]柏格理、邰慕廉.苗族纪实.见：柏格理等著.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161.

[1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80.

[13]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100.

[14]王建明.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250.

（注：本文为作者在2015年石门坎基金会主办的《柏格理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内容。）

原文刊载于“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原文题目为《石门坎光华教育体系的历史作用》。基督时报蒙允转载，不拥有版权。